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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中国体育市场正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5日电 题：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中国体育市场正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有利条件。而中国体育产业作为万亿级赛道，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机遇。”近日，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接受中新财经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王亭亭称，中国人民正日益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追求身心健康幸福。中国体育市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对迪卡侬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迪卡侬于1989年进入中国开始进行采购和生产运动产品的业务往来，目前迪卡侬有超过50%的产品来自于中国。您如何评价迪卡侬在中国取得的成绩？
王亭亭：上世纪80年代，迪卡侬以生产采购商身份来到中国；2003年，我们将中国总部从中国香港迁至上海，在中国开展集产品设计、生产、物流、品牌和零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业务，这是母国法国之外第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海外市场。
迪卡侬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有生产采购中心，超过50%的采购份额来自于中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中，94.2%在中国生产，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
迪卡侬从2003年开始在华开展零售业务，至2021年底遍布全国百余座城市、开设200余家商场，线上业务为超过400个城市的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2021年我们在北京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继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发展。
中国人民正日益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追求身心健康幸福。这一时代赋予我们更多机遇展示自己。对迪卡侬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当前，我们正着眼于在中国及全球打造体育生态系统，扩大“体育+”产业发展外沿，连接各产业的高水平合作，不断丰富体育消费场景。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迪卡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增长点？
王亭亭：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创新潜力，期待中国持续高水平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全球共享共赢。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中国稳定、高水平开放、配套完善的营商环境，结识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在中国发展更多全球化合作项目，与中国市场共同发展。我们应当尊重友爱，用好中国市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我们也相信，体育产业将在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新财经：迪卡侬每年推出3000种左右新产品，如何做到的？如何看中国的创新环境？
王亭亭：创新是迪卡侬的基因，也是产品设计的核心。通过创新，我们能够以前瞻性的思维、包容和适应性的心态去创造体育产业的未来。
迪卡侬的创新精神无处不在，我们激励团队在保证产品性能、满足用户运动需要和保护运动安全的需求基础上，跳出思维定势，大胆使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技术、想象新设计，同时为了恪守环保承诺，从产品设计之初，就以可持续发展视角，创造使用更少自然资源和对环境影响更小的运动产品和运动解决方案。
目前，迪卡侬在全球拥有850名产品工程师、300位设计师、900多项注册专利，及10个法国设计中心。凭借雄厚的技术创新研发实力，迪卡侬每年推出约3000款新品。同时，迪卡侬还将全球创新产品和经验延申到中国市场，结合中国国民的健身与运动需求，不断打造提升消费者运动体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商业模式和最先进技术的基地。依托中国全要素市场环境、消费升级、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大背景，中国体育产业成为万亿级赛道，这些都为迪卡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中新财经：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结合迪卡侬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王亭亭：作为大众运动全产业链企业，迪卡侬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物流到最终端销售，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减碳能力，以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转型发展。
在产品设计方面，迪卡侬始终致力于整合更清洁的技术，减少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比如淡水资源；同时关注减少化学品的使用，从而减少产品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目前在中国，迪卡侬提供的生态设计产品占我们所有产品的25%，我们承诺于2026年实现100%产品采用生态设计。
在商业模式方面，迪卡侬一直在积极探索更环保、可循环的商业模式，通过提供租赁、二手产品和维修等服务，引导消费者提升环保意识，以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今年8月，迪卡侬加入“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理事会，作为中国理事会合作伙伴，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携手各领域伙伴一起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合作与共享实现对人与地球负责的承诺，助推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您对中国市场哪些方面的变化感受较深？
王亭亭：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有利条件。而中国体育产业作为万亿级赛道，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机遇。中国体育市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
近年来，中国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明显更加浓郁，体育健身已经是覆盖众多人的生活选择。政策更是强化了对于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程度，为公民参与体育健身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新的环境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运动消费，选择传统项目之外的新兴运动，比如露营、桨板、陆冲、飞盘、街舞等，同时冬奥会也激发了民众对于冰雪运动项目的好奇和热情。运动需求的提升代表了国民经济水平提升和品质生活追求，显示运动健康正在融入大众品质生活的需求。(完)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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